"变更姓名权"是公民可自主行使的法定权利，而非经由行政机关严格审查方能获得的特许。
▲公民姓名权受到法律保护。图 /IC photo
文 | 王仁琳
"工作人员说我的名字没有歧义，她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的感受呢？"
据四川 · 日报报道，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一位叫"丽春"的成年女性，因长期厌恶本名带来的心理困扰，先后四次前往派出所、两次提交正式申请要求变更姓名，均被当地公安机关以"名字无歧义"为由驳回。事件最新进展是，警方居然要求申请人补充提交医院开具的"精神证明"，以证实原名对其造成了精神伤害，方会考虑批准其申请。
这一看似普通的更名权纠纷，迅速激起舆论涟漪。基层执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红头文件"架空国家法律、行政规程凌驾于公民基本权利之上等沉疴，再次被置于公共视野的焦点。
一个成年人，有没有权更改自己的姓名，宪法上有总规：人格尊严不容侵犯。民法典里有具体法条，"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作为个体身份最核心的符号载体，元鼎证券_元鼎证券开户-一站式证券投资开户流程与平台优势解析姓名的变更权在基本法上得到了明确确认。这是公民可自主行使的法定权利，而不是必须经由行政机关严格审查方能获得的特许。
然而，在此次个案中，我们却看到一道无形的玻璃门横亘于法律条文与权利实现之间——这道玻璃门，并非源于法律本身的模糊或缺失，而是由某些具体的行政规章甚至部门红头文件所设立。
支撑旺苍县公安局作出驳回决定的依据，是一份四川省公安厅于 2018 年印发的《全省公安机关户政管理工作规程（试行）》。其中规定，"成年人原则上不允许变更姓名。"只有在该"规程"列举的五种例外情形下，才可以申请变更姓名。
民法典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就这样被一部下位的、部门性的"红头文件"直接宣告了"原则上不允许"。姓名变更从一项公民可自主发起的权利行使，悄然转化为需由行政机关审核、批准的行政行为。
这种"原则"与"例外"的颠倒，使得受宪法和基本法保障的姓名权在基层执法环节被悬置，公民必须承担起证明自己属于某种"例外"的举证责任，甚至不得不以出示"精神证明"的方式，来"自证"其人格尊严所受的创伤。这样的荒腔走板，本身已可视为对申请人人格尊严的二次伤害。
"白头不如红头"（国家法律不如部门红头文件）、"上位法不如下位法"的执法怪象，并非孤例。从繁杂的行政审批到苛刻的证明要求，在诸多民生领域潜滋暗长。其根源，在于部分基层执法部门将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内部考核的低风险性置于公民法定权利保障之上。
执法人员习惯于依据更为具体、更易操作的内部规程，而非原则性更强的国家法律来行事。长此以往，国家立法所精心构筑的权利保障体系，就会在"最后一公里"的落实中消失。
这种"消失"，是国家法律的权威和效力，在执法实践中被地方性、部门性的规则所替代、所稀释，进而导致法治的统一性在基层被虚化。
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多管齐下的努力。其中，强化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规性审查与备案监督机制是关键所在。任何部门或地方制定的实施细则、工作规程，其合法性底线在于不得减损公民法定权利、不得增设法律未规定的公民义务。
好在报道中提及，四川省公安厅已注意到现行文件中与法律法规冲突的内容，并表示正在调整修订。这无疑是朝向法治统一迈出的正确一步。
而在"红头文件"被废止之前，民法典不应"消失"，"丽春"的更名权更不应继续在玻璃门外徘徊。执行民法典和修订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红头文件"原本并不冲突。
撰稿 / 王仁琳（法律学者）正规配资十大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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